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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经济信息汇编第170期

发布日期:2018-06-25 16:24:17 来源:贵州产投亚博流水要求 点击量: 64

[宏观经济]  

央行:一些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较高 偿债压力较大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由货币政策分析小组撰写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8)》,其中以专题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以下为《房地产市场分析》全文:

201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延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基本要求,继续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原则,在限购、限贷等传统需求端调控手段的基础上,丰富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房价总体趋于稳定,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回落。2017年,“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继续显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涨幅回落,三四线城市涨幅略有扩大。2017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1个,比201612月减少4个,城市间房价涨幅波动大幅收窄。

商品房销售分化,住宅待售面积下降。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趋缓。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明显缩减;三四线城市销售面积较快增长,但下半年以来增速回落。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6.9亿平方米,同比增7.7%,较2016年回落14.8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13.4万亿元,同比增长13.7%,较2016年回落21.1个百分点。随着市场交易回升和新增供应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2017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5.3%,其中住宅待售面积下降25.1%?

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平稳增长。2017年,全国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1.0万亿元,同比增长7.0%, 增速较2016年回升0.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4%,增速较2016年提高3.0个百分点; 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开发投资分别增长3.5%和下降1.2%,较2016年分别回落1.7个和9.6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7.2%11.6%3.5%,东北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

住宅用地供应增加和销售稳定增长增强了企业开发住宅的意愿。 住宅用地供应明显增加,溢价率出现回落。2017年,各地土地市场调控持续深化,租赁住房用地加快推出。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7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22.5万公顷,同比增长6.4%;出让合同价款5.0万亿元,同比增长36.7%。土地拍卖溢价率回落,主要城市住宅地价涨幅收窄,但部分三线城市住宅 地价涨幅扩大,城市分化格局延续。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同比增长10.2%

{C}{C}央行:一些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较高 偿债压力较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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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持续推进,保障房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国家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主要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三大类,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稳步推进。2017年,全国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09万套,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604万套,公租房基本建成82万套;全国农村地区 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152.5万户。金融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较大。2017年末,全国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3.3万亿元,同比增长3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新增8202.5亿元,占同期房产开发贷款增量的61.8%。此外,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2017年末,已有85个城市的373个保障房建设项目通过贷款审批,并按进度发放贷款871.7亿元。?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2017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选取12个城市开展试点,从增加供应、完善服务、 加强政策支持等方面推出综合举措,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期,广州率先提出租售同权,赋予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成为扶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随后,全国超过50个城市发布了支持住房租赁相关政策,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培育规模化租 赁企业。同时,商业银行积极布局住房租赁金融战略,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合作,推出一 系列金融创新产品全面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2017年,各地陆续强化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完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加强居民消费信贷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租赁住房市场发展。

房地产开发资金增长趋缓,购房款仍是主要资金来源。201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5.6万亿元,同比增长8.2%,较2016年回落7.0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2.5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16.2%;自筹资金5.1万亿元,同比增长3.5%,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32.6%;其他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51.1%,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分别为4.9万亿元和2.4万亿元, 合计占到房地产开发资金的46.5%

房地产贷款增速总体下降,住房抵押贷款价值比有所回落。2017年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32.2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较2016年末回落6.1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9万亿元,同比增长22.2%,较2016 年末回落14.5个百分点;住房开发贷款余额5.6万亿元,同比增长26.7%,较2016年末提高13.4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增速均有所回落,东北地区增速小幅回升。2017年末,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房地产贷款增速较2016年分别回落9.9 个、5.7 个和2.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长12.1%,较2016年提高0.3个百分点。贷款价值比(Loan To Value, LTV)有所回落。2017 年,全国住房抵押贷款价值比为59.3%,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回落幅度较大,较2016年回落2.3个百分点;东北地区LTV相对较高, 较2016年提高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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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总体平稳,租赁住房市场发展加快,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但也要看到,一些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较高,偿债压力较大;部分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倒挂;租赁关系不稳定,市场不规范,监管难度较大;存量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有待完善。下一阶段,要围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的同时,应当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强存量土地集约化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继续落实“因城施策”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政策。

[行业动态]

跨省异地就医图谱:3成赴京沪求医 安徽患者最多

我国患者流出最多省份的前五位分别为安徽、江苏、河北、浙江和河南;而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则分别为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四川。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了部分患者选择异地就医。近年来,我国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情况不断改善,异地就医患者占比也呈下降趋势。

刚见到吴生(化名)时,他即将进行一场关乎生死的大手术。

作为一名尿毒症5期患者,吴生从家乡福建跨省来到浙江求医,选择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肾移植手术。

“跨省就医的成本要高些,来浙大一院前做透析等治疗已经花了20万元。因为手术还没做,不清楚最后要花多少。肾移植手术的风险很大,相对来讲,浙江的医疗水平比福建好一些。”吴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事实上,作为拥有13亿人口且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各区域间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存在差异,因此像吴生这样选择到医疗水平更高地区就医的跨省患者还有很多。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患者流出最多省份的前五位分别为安徽、江苏、河北、浙江和河南;而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则分别为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四川。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异地就医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核心资源是医生、专家,特别是大专家集中在北上广的大三甲医院中,这是病人异地就医的重要原因。另外,治疗手段、设备等因素也会影响患者的流动。

为何异地就医?

近年来,我国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情况不断改善。

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分别为2.31人、2.54人和5.37张,均较2015年略有增加。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上述三项指标要分别达到2.5人、3.14人和6张。

异地就医患者占比也呈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报告》对2016年全国788家三级医院收治的2700多万例出院患者进行分析后发现,异地就医患者占比7.16%,与2015年的7.36%相比略有下降。

“不要小瞧这0.2个百分点的下降,对于几亿患者来讲就是几十万名的跨省就医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质量处副处长马旭东强调。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2016年患者流入最多的五个省份收治的异地患者,占全国异地就医患者的58.72%,也较2015年下降了2.31个百分点。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闻大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全国的层面来看,数字的下降代表了许多地方医疗诊治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大趋势是越来越少的人离开本省去异地就医。

此前,困扰我国的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一大原因为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信任,“有病就去大医院”,导致优质医疗资源的紧张和浪费。而一些疑难杂症、重症患者的看病就医,则变得更加艰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正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将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的难易程度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实现“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同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异地就医患者占比的下降,说明上述工作已取得成效。许多患者在省内医院即可得到满意的医治,而不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奔波至其他省份。

当然,我国各区域间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仍存在明显差异。以北京为例,其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一些省份则面临着医疗资源总量不多、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了部分患者选择异地就医。异地就医,指患者离开常住地所在省份发生的住院诊疗行为。异地就医的判断方法为,根据住院患者病案首页基本信息进行甄别,对于患者工作单位及地址、工作单位电话、工作单位邮编、现住址等信息项中,任意一项与就医地点信息存在相关性,均判定为常住地患者。

例如,一位户籍在河北,但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患者,若在北京看病就医,则不属于跨省就医。各省份间患者的流动,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医疗资源及水平的差异。

以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例,其每年接诊病人近70%来自外地。器官移植学科是浙大一院的优势学科,累计完成肝脏移植2417例,肾移植5605例,心脏移植33例,肺移植29例,整体移植存活率全国领先。

53岁的崔光日来自吉林,刚在浙大一院完成了肾移植手术。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吉林的吉大一院也能完成这个手术,但做的人数比浙大一院少,手术量大往往水平就更高,而且由于自身病情较为复杂,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也需要手术搭桥治疗。

“我是浙大一院第4460个肾移植患者,我所在的小县城医院对我的病都不了解,也看不明白,而浙大一院在全国肾移植手术方面是最好和最权威的。”崔光日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患者流出最多的五大省份中,还包括浙江、江苏这样经济发达、医疗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且流入和流出排名靠前的省份中都有江苏省。

对此,马旭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道,长三角地区内的患者是互相流动的,因为区域内医疗资源比较均衡,患者会比较去哪里看病更方便。长三角区域内交通发达,上海的病人可能去江苏看病,江苏的病人可能去浙江看病,而浙江的病人也可能去上海看病。

马旭东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西部地区患者到东部来就医的情况,或者两个省份不相邻,隔着几个省跨省就医的情况价值更大,说明患者本地的医疗资源和水平真的处于劣势。

“跨省就医会导致医疗成本和非医疗成本的双增加,是我们当前解决看病就医难题、降低老百姓看病就医负担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马旭东表示。

上海最吸引异地患者

毫无悬念,上海和北京是我国患者流入最多的地区。

2016年全国有35.76%的异地就医患者流入上海、北京,其中上海流入18.93%,北京流入16.83%2016年上海收治的异地就医患者比例上升,北京则有所下降。

上海、北京的异地就医住院患者来自哪里?

从相关数据来看,主要来自周边省份。2016年,上海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中,39.29%为非上海常住居民,较2015年有所上升,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北京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中,40.74%为非北京常住居民,较2015年有所下降,主要来自河北、内蒙古、东三省等地。

闻大翔认为,上海异地就医患者比例的上升有几方面原因。

过去几年,上海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措施,一些医院和学科的诊疗技术水平、医疗服务有所提升,一些医院有了品牌效应,辐射能力也随之增强,因此吸引了更多上海以外的,特别是周边省市的患者前来就医。

另外,高铁、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上海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联通越来越便捷。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医保的直接结算,也吸引了患者前来上海就医。

“截止到20178月,上海已经有449家定点医院开通了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功能,已经为8.3万常住人员进行了住院医保费用直接结算的备案工作。”闻大翔说。

蔡江南补充道,上海目前治疗肿瘤有质子重离子医院,较好的医疗设备及较新的技术手段吸引病人来上海看病。

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技术是当今国际公认的最尖端、先进的肿瘤放射治疗技术,以治癌效果好、毒副作用小而著称。以上海市政府主导建成的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为例,其三年癌症控制率超90%,主要患者来自长三角。

《报告》还显示,上海、北京异地就医住院患者“集中于周边省份”的趋势较其他流入地更为明显。江苏、广东、四川虽然是住院患者异地就医的集中地区,但这三个地区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中,本地常住居民占本地区收治的住院患者总人次的比例较高(91%以上),且患者常住地分布较分散。

作为超大型城市的北京、上海,拥有发达的经济水平、知名医院和科室、诸多医学高校及研究所等优势,对周边省份患者的吸引力较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数据后发现,上海、北京的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的上述两项指标均位于全国首位,上海则分别位于全国的第三和第二名(不包含港澳台数据)。上海复旦大学《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医院中,有六个位于北京、上海。

另外,异地就医人次最多的科室,恰恰为上海和北京医院的优质专科。

《报告》显示,异地患者人次最多的前5个科室分别为外科(24.54%)、内科(22.83%)、妇产科(10.09%)、儿科(9.35%)和肿瘤科(8.09%)。异地就医人次最多的前三位疾病为肿瘤化学治疗疗程、不稳定性心绞痛和动脉硬化性心脏病。与2015年比较,2016年肿瘤科和妇产科收治的异地就医患者占所有异地患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7.59%4.78%

同样是复旦版的《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从普通外科、妇产科、小儿内科、肿瘤学、心血管病等科室的排名情况来看,北京、上海的医院均位于前列。

2016年异地就医患者增长较快的肿瘤科和妇产科为例,肿瘤学专科排名第一的医院为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第二名为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产科专科排名第一的医院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名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要建成亚洲医学中心城市,所以上海也在尽力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医院和学科。未来会吸引不但是上海以外的患者,我们更希望能够吸引国际上的病人前来就医。”闻大翔表示。

医疗大省求解内部均衡发展

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省,同样也是患者流入最多的五省之一。《报告》显示,流入广东的患者主要来自湖南、江西、广西等地。自身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异地患者的流入,是未来广东省医疗资源的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

2016年,广东的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全国的排名情况来看,广东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位于全国中下游,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位居全国倒数第二(不包含港澳台数据)。

不过,卫生领域专家、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仅从千人床位数来判断医疗资源丰富或匮乏是有偏颇的。整体上广东不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改任务来看,广东的压力反而不大。

“广东是人口大省,也是医疗大省和强省,承担着全国1/11左右的服务量,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数排在全国第三,因此造成外省来粤看病的患者不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床位利用率也在85%左右,从全省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率。”廖新波说。

66日,在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建设“登峰计划”启动会上,广东省卫计委官员表示,广东优质医疗资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全国纵向排名优势不明显和在省内横向分布不均衡。尤其是粤东西北地区在总量和分布上极为不均,难以满足当地群众看病就医的需求。

廖新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一步广东要达到区域内均衡发展。目前广东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广州,广州的资源集中在以东山口为圆心,2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

从全国排名来看,复旦大学公布的“全国排名前100家医院”名单中,广东入选的医院仅有9家,与北京的21家和上海的20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另外,广东现有105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仅有35个专科进入全国专科排名前10,而北京、上海的数量分别为105个和74个。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数量上,广东仅有2家,远落后于北京的16家和上海的4家。在医疗卫生系统两院院士数量上,广东仅有5名,与北京的126名、上海的62名相差甚远。

面对这些问题,广东省已经开始行动。广东省财政计划在2018-2020年安排60亿元支持启动高水平医院建设“登峰计划”,将分两批推出20家左右重点建设医院,争取到2022年,建成1个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和若干个专科类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在医疗人才问题方面,深圳已进行尝试。就职于深圳的牙科护士胡女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深圳采取了完善医师规范化培训及考核标准,提高补助标准吸引医学生来深培训,给予高端人才房补。大额度安家费等方式,吸引医学人才。

“最近深圳新建的医院很多,和北大等名校合作建附院。也在积极培养本地的大学,深大也建了医学院,培养自己的医学生。”胡女士说。

廖新波表示,广东面临的是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大医院控制规模、日间手术等压力。下一步广东自身要做好“攀峰”与“填壑”,使强者更强,弱者不弱,达到区域内均衡发展,前沿和疑难的问题在几个领头医院里解决。

“请大家明白,很多病不一定在住院中解决,将来更多的是院外服务。”廖新波说。

我国分布式能源广泛接入电网技术通过验收

国家863计划项目“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交直流混合微电网关键技术”23日在浙江上虞通过验收。该技术提供了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的新模式,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安全稳定接入大电网扫除了技术障碍。

近年来我国能源结构显著优化,但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譬如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隙性及波动性,会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一定影响与负担。

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交直流混合微电网关键技术”为光伏、风电等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提供了规划设计、运行控制、故障保护、优质供电等一整套系统化解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交直流混合微电网能充分发挥交流微电网和直流微电网各自优点,实现个性化供电。如采用直流电驱动的电动车充电装置、LED照明灯等,可直接接入直流微电网,节省了在电网内进行交直流电变换的大量环节,从而实现节能增效。

据了解,这个项目由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牵头,于20157月正式启动,近3年来已制定3项标准,申请发明专利42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7

[前沿声音]

范为:降准利于缓解信用利差扩张 货币政策取向未变

央行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75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央行为何实施定向降准?定向降准和全面降准有何区别?降准对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有何影响?《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就这些热点问题,对申万宏源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范为进行了专访。

范为认为,降准有利于缓解信用利差进一步扩张,同时,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货币政策取向并未发生变化

NBD:在您看来,此番央行周末推出“定向降准”有何深意?

范为:定向降准是根据我们目前形势来决定的。总体上看,我们处于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那么实际上去谁的杠杆呢?国有企业的杠杆。但是事实上,很多国有企业的杠杆并没有去掉,更多地,我们叫作“转移杠杆”,也就是一般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把表内杠杆去掉了,实际上是挪到表外去了。而真正去掉的是中小企业杠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正规的融资渠道基本上被堵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货币政策也确实应该更有针对性。

比如说市场还真不一定缺钱,我们有时候发行一些AAA债券,可能发行规模十个亿左右,但是会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元的资金认购。那真正缺钱的是哪些呢?实际上评级低的一些民营企业真是缺钱。

融资环境在2015年、2016年是比较宽松的,那种情况下,企业募集了比较多的资金,而两三年后,到了现在正要大量偿还债券、融资的时候,我们的融资通道反而堵塞了,没办法偿还之前的资金。这种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非常显著。因此,此次定向降准很有针对性。

NBD:此次实施定向降准,而不是全面降准,两者有什么区别?

范为:两种降准的区别主要在用途上,此次降准用途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服务小微企业,一个是实施“债转股”项目。

整个去杠杆过程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企业破产,那么破产重组过程中,“债转股”是个比较有效的缓解风险的途径。因此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会有更多的企业需要进行“债转股”。此次降准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去杠杆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不产生太大影响。“债转股”实际上是让企业破产和真正解散的中间有一个“缓冲垫”,有一两年时间缓冲,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银行可以持有两年的“债转股”。比如,企业欠银行钱,银行可以把企业的债权转换成股权,并且有两年的时间来处置,这样也就有了一个缓冲期。

而全面降准肯定就是大水漫灌,这样不符合整体去杠杆的要求。因为我们目前GDP82.7万亿元,保守估计有200万亿元债务,如果继续大水漫灌,250%债务率继续提升的话,实际上是真的有风险的。并且美国已经进入金融收缩周期,如果我们金融扩张的话,对人民币汇率也是很有压力的。

NBD:降准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发生改变?

范为:我觉得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整体而言,全球央行都在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年底开始退出,美联储不断加息,这种背景下,我们货币政策出现转向的可能性很小。总体来说,都是从一个金融扩张周期进入一个金融收缩周期,要通过宽松化解债务风险,逐渐回归到正常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取向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很小。

降准利于缓解信用利差扩张

NBD:您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

范为: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我觉得,第一,总体去杠杆的趋势不能变,因为我们债务率有点高。

第二,去杠杆的同时,一定要降低融资成本。因为去杠杆本身确实会抬升利率水平,但是化解金融风险很重要,一定要降低融资成本。像西方国家化解债务危机都是把利率降到零左右,去年清华大学作了一个统计,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是7.6%,政府债、国债低一点,但总体成本肯定是5%以上。我们200万亿元债务,去年新增利息就是10万亿元左右,而我们去年新增货币供应量只有12.7万亿元,也就是新增货币绝大部分用于偿还利息。因此降成本是非常值得货币政策重视的。

第三个就是要注重“债转股”。“债转股”也是我们迅速处理债务风险的一种方式。我们过去十年才开始大规模借贷,200万亿元债务里面大概包含100万亿元利息,每年利息差不多7%,十年就翻倍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企业本身都是要破产的,以前我们没有打破刚兑,使得这种债务链条可以继续存续下去。

因此,下一步这种债务链条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这样下去每年还会新增很多利息,反而还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我们中国债务净债权人是居民部门,借钱的是政府和企业,借出去钱的是居民部门。居民财富增加之后,还要继续购买资产,造成资产价格泡沫。这个现象和教科书上不一样,教科书叫做“债务通缩陷阱”,而现在是“大量债务-资产泡沫”并存的怪象。同时,债务链条不断的情况下,如果要维持债务,我们还要被动发行货币,因为债务必须要“滚着走”,货币被动发行又会给人民币带来压力。

第四,我们一定要让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风险,也就是打破刚兑。

NBD:降准对债券市场会带来什么影响?

范为:其实我们目前的债券市场,也不能叫熊市,应该是叫结构性熊市,或者叫政策冲击熊市。我们目前的AAA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利率债,收益已经有所下行,但是信用利差反而扩大,低评级信用债反而升得特别快。

我觉得,这就是在去杠杆背景下,出现了分化,好的企业债或者国债,利率还在下行,但是民营企业或者AA评级企业利率还在上涨。比如以前我们AAAAA+AA+AA利差大概都是50bp,而现在现在已经达到100bp甚至120~130bp了。这种背景下,降准有利于缓解信用利差进一步扩张。

NBD:您如何看待降准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范为:对于人民币市场,我觉得更多的是看美元指数的变化,美元指数主要看欧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占了整个美元指数57.6%。降准会使得人民币压力更加明显,因为一边紧缩、一边加息,我们降准会使人民币存在一定继续下行压力。

[国企改革]

侠客岛:关于个税改革的3大难题 我们准备好了吗?

不久前,个税改革的草案由财政部提交人大审议。当时,侠客岛也做了解读。

不过,在622日的全国人大分组审议时,有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这一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草案并未提请本次会议表决,可能还会经历修改或再审。

比如,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目前的起征点可能并未考虑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建议设定全国免征额或浮动指数

也有的委员认为,目前的起征点较2011年上提了40%,但是同期GDP增长近60%加上通胀因素,可以考虑将起征点再提高一些

还有的意见认为,应该有关于免征额的动态调整机制,以便根据物价、通胀等因素及时调整。

还有委员提出了相对偏技术性的疑问:本次个税改广受关注的“综合抵扣”,也就是住房贷款、教育支出等可以“抵免”个税的部分,扣起来会很复杂,面临监管难、申报难、漏洞多等复杂问题,对交税人员对监管也有难度。

的确,个税改革牵涉面非常之广,可谓全民关注;但每一次力度大、根本性的变革,都需要做好配套工作。即使是在税务的“征管”,也就是通俗说的“收税”系统这个领域,也必须有相应的进步和配套,才可能更好地服务于个税改革。

我们今天继续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的范子英教授,请他从这些“难题”入手,为我们谈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从这些技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个税改革更为困难也更为深远的一面。

三大难题

大概是三年前,我去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税局打印我的个税缴纳证明,被告知我只能打印当年的,之前年份的数据由于数据库更换无法提供。

更让我吃惊的是,当我把身份证放到那个机器上,居然显示我的身份证号码对应了两个自然人,于是连当年的个税清单都无法提供了。

如果是这样一个征管系统,是完全无法应对这次的个税大改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6次个税修正,都没有涉及到征管体系的改革。这次的个税大改,一共是6大块内容,除了第1条,其余5条均跟税收

征管相关。

这会让税务机关直面三大难题——自然人、家庭、跨地区。

过去几十年的税收征管历程中,整个税务机关都没有直面自然人的习惯,即使是个人所得税这样与自然人密切相关的税种,也是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

虽然有一个年收入12万以上的申报制度,大多数地方也是走走形式,年终申报既不会让你多交税,更不会给你退税。

这次的改革中,综合征税和起征点(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叠加,会让税务机关直面所有的自然人。综合征税,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统一纳入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这一条看上去很简单,以前主要是工资薪金的累进性,其他几项实际上都没有做到彻底的累进,大多数都是比例税率。工资薪金是常规性收入,但是其他几项不是,因此这次的起征点扣除标准是按年计算的(每年6万,不是每月5千),而不是现在的按月计算方式。

但这样一来,四种所得的综合收入就会在月份间有明显的波动。

比如一年中的劳务报酬所得集中在最后一个季度,按照月度的代扣代缴,最后一个季度适用的个税税率就偏高,由于这次的起征点是按年计算,就会产生一个年终统一汇总清算的过程。以后每年的12万收入申报制度,税务机关就会把多缴的税款退给大家。

理想的个税征收模式应该是按家庭综合征收的,此次的个税改革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调整,但是其中的专项附加扣除会涉及到家庭层面的问题。

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这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均是家庭层面的支出;因此在抵扣的过程中,就涉及到夫妻双方、甚至是长辈晚辈之间的分配。

例如,夫妻双方共同为一套住房偿还贷款利息,虽然该住房是记在妻子名下,但是实际的利息支出是双方一起承担,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采用的是因城而异的限额抵扣方式。

假设当地的抵扣标准是5000元,按照社保、专项附加扣除、起征点的抵扣顺序,如果妻子一方面的收入不足以完全抵扣这5000的贷款利息,那么就应该由丈夫一方来继续抵扣剩余的额度。

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如果丈夫的收入超过妻子,按照个税的累进税率,税法也应该让夫妻双方选择,谁来优先使用专项附加抵扣额度。

因此,虽然个税在收入端没有采用家庭综合征收,但是支出端本质上是家庭层面的。因此,专项附加扣除的引入,也在实质上推进了家庭联合征收制度。

此外,现有的个税征管基本上是忽视了跨地区的问题

例如,你在两个以上地区取得收入,这两笔收入的个税是各自征管的。但这次的改革,使得税务机关不得不解决跨地区的问题。

一方面,部分综合制的4项收入(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除了工资薪金之外,其他三项收入都可能来自不同地区。

但在征收过程中,这些收入要统一并入“综合收入”,采用3%-45%的累进税率。因此,只要是综合收入,就必须把多个地区并入同一个系统。

另一方面,专项附加扣除,同样要直面跨地区的问题。

现阶段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非常频繁,有大量的人口的收入地和消费地是不同的,例如在沿海地区工作的移民,其子女教育在户籍地。这样的话,收入端代扣个税的时候是在沿海地区,但是支出端的专项附加扣除在内陆,年终汇缴就需要跨地区衔接。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抵扣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

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历史

跟其他的税种相比,个税是比较“怪”的一个税种。具体表现在:是地税局征管,但又不是地方的财政收入。

1994年开始,中国的税务机关有两套:垂直的国税局和属地的地税局。国税局征管的范围包括中央税和共享税,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地税局征管的范围只包括地方税,如2016年之前的营业税。

这两个机构不仅在管理体制上是不交叉,在征管的税种上也基本是不交叉的。

2002年之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是全部划归地方财政,属于地方税,按照国地税的征管原则,个税一直是地税局征管。但是2002年中国对税收收入分成做了一个调整,将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变更为共享税,中央财政拿走了其中的60%

如果采用1994年的征管原则,个税自2002年开始就应该由国税局征管了。但是当时的个税收入很少,同时两个税务系统没有做好衔接的准备,于是个税的收入变为共享的,但是征管机构一直保留在地税局。

除障

看上去,三大“直面”将给税务征管带来巨大障碍。不过,近年来的几项系统改革,基本上为三大“直面”扫清了障碍。

比如国地税合并613日,全国省级层面的国税局和地税局已经完成了合并,市县基层的两税系统也会在近期快速推进。如果国税和地税还依然是分设的,可以想象这次的个税改革力度不会如此之大。

国地税合并之后,将在全国层面形成一个统一垂直的税务征管系统,新的税务局不再有地区间衔接的难题,纳税人在全国任何地方取得的收入、支出的费用都可以实现跨地区的无缝对接。

又如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建立。企业纳税人一直有完备的识别号制度,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缴纳不同的税收,会有一个唯一的ID来对应。中国的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建立是相对滞后的,2013年正式确立了以身份证号为基准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

这种制度的建立将为跨地区、跨行业、跨交易的个税征管带来极大的便利,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将个人在不同部门的信息完全对接了起来。

越复杂的个税征管模式,对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要求也就越高。2016年全面上线的“金三工程”,覆盖所有税种、覆盖税收所有环节、覆盖所有税务机关,基本上满足了信息化的要求。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是与其他部门实现了联网。

这就意味着,你在两个地方取得的收入,当地录入纳税信息时,使用的是同一个数据库系统,实际上也就不存在地区间的差异了。

深远

从征管角度看待此次个税大改,就可以发现,这些改革并不单纯是为了个税改革准备的。因此,其影响也比个税改革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远。

过去这些年,个税的征管漏洞广受诟病。这其中有地区分割的制度因素,也有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因素。随着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及不同部门间信息的联网,个税的征收率会有明显的上升。

比如,从这次个税改革中提到的“反避税条款”就可以看出,个税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工薪税”了——毕竟,通常需要避税的不太是工薪阶层。

又如税收优惠。一些地区给予高收入的企业高管大量的个税返还,有的个税返还是直接给个人,有的是返给企业,导致的结果是,高收入阶层的个税负担非常低

改革之后,整个税务部门不再是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是完全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垂直的管理体制,将会有助于全面清理税收优惠。

在一个现代国家中,税务局理应是最“强势”的部门,但我国现阶段的税务部门受到各种政策的干扰,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并不能做到依法征收、稽查,绝大多数老百姓也没有跟税务局直面沟通的习惯。

这一轮的税改之后,税务局有可能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相对重要的对口部门。

从个税改革的内容来看,要使得这些改革内容落地,税务部门就需要有极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税务部门需要联合银行、教育、房管、社保等部门,获取纳税人在这些部门的相关信息。因此,个税改革看上去是税务部门自己的事情,实际上需要很多部门给予配合。

我们也期待中国的跨部门信息整合,能够借助此次改革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缤纷贵州]

贵州“17”民生工程 前五月到位资金上千亿

    我省“1+7”民生工程共到位资金1093.3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2%。这是记者621日从省发改委获悉的。

    2018年,全省共安排“1+7”民生工程目标任务82项,总投资2720亿元,年度计划到位资金2092亿元,计划完成投资1859亿元。其中,2018年度十件民生实事总投资1475亿元,年度计划到位资金847亿元,计划完成投资845亿元。

    截至5月底,我省“1+7”民生工程共到位资金1093.3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2%;完成投资908.3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0%。其中,十件民生实事共到位资金336.99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0%;完成投资327.7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39%

    1+7”民生工程中,15月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比重超过50%的有“脱贫攻坚工程”“教育提升工程”“健康贵州工程”和“社会保障兜底工程”,分别完成投资307.77亿元、11.13亿元、85.02亿元和160.64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52%67%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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